“京作”为政，“苏作”为文，“广作”为商，你赞成吗？

　　京作、苏作、广作是红木家具的三个流派，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不同社会环境及审美观念的影响，三者在用材、工艺、造型、风格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

　　而红木家具本身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京作”家具显示“政客”身份，“苏作”家具显示“文人”身份，“广作”家具显示“商人”身份的说法，你赞同吗？

　　京作家具是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浓郁的宫廷贵族文化，讲求威严奢华、雍容贵气，彰显皇族的王者风范，以北京为代表，流行于北京的家具流派。

　　京作家具是在苏式、广式家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初，宫廷家具沿用明朝旧制从苏州地区采办。雍正、乾隆年间，清宫造办处下设木作与广木作，专门承担皇宫的家具制作，并从苏、广两地招聘能工巧匠，于是便产生了京式家具。

　　京式家具的风格大体介于苏式与广式之间，以色泽浓重的紫檀木为首选，以制作大型硬木家具为主，用料比广式要小，工艺严谨接近苏作，在造型上追求雄浑稳重，与清宫的建筑及工艺陈设品的风格都保持了一致性装饰纹。纹饰与苏式、广式不同，喜欢用夔龙、夔凤、蟠纹、螭纹、雷纹、蝉纹、兽面纹、勾卷纹及博古纹等，追求古雅的艺术风格。

京作家具的王者风范彰显的是“政客”的威严，适宜从政者。

　　苏作家具有个特点：轻巧别致，这与京作广作相异其趣，但与文雅的文人却正好对味儿。

　　苏州的木材来源，怎么比也比不过北京皇家的富足，当然也比不过广州的进口便利，所以苏作匠人都是巧妇，对于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份上。有些苏作的古家具，不少也有用本地产的榉木、柞木、檀木做镶料的。可谓用心良苦实出无奈。

　　大件割下来的废料，就做小件。所谓小件，就是苏州的双面绣的外框座身、红木的筷子、人物雕像、笔筒乃至于小的什锦盒等等。而小件下来的废料，基本只能引煤炉正好。材尽其用，“用好、用活，算尽用绝”，精打细算到令人侧目的地步。京广的匠人材多气粗，当然不理解苏作匠人夹缝里用料的苦衷。

另一方面，江南的小桥流水等人文风光，造就了清雅、委婉的艺术风骨，也必然反映在家具审美和制作风格上。因此，苏作家具，由于木材资源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了其造型上轻巧、俊秀的特征。比如，同是太师椅，广作则体大、雄伟，京作则凝重、沉穆，而苏作则偏于轻简、素雅。但苏作匠人在巧用优质木材的同时，注重的仍是家具的造型和实用功能之间的审视合度，即使是“乌木镶大理石”此类结构严谨沉穆的椅子，在“以古制古”时，也加以改进，在比例形制上，“宜矮不宜高，宜阔不宜狭”。诸如此类的制作例子，在经过数代人的改进和完善之后，不但符合人体美学，还有文化审美上的脱俗和典雅。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经济、文化、外贸迅速发展的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来华，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美学观念，促进了中国经济和文化艺术的繁荣。

　　广作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各种家具形式和工艺技法，创造了花样多变的华丽家具式样，而且用料厚重，富丽堂皇，这种新颖的家具逐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此时统治阶级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表现出极大的欲望，追求一种绚丽、繁缛、豪华之气，这种思想集中反映在室内陈设上，贵胄显要们竞相斗奇夸富，“不差钱”的心理极剧膨胀，他们调集能工巧匠大肆修建住宅、园林并配置相应的家具，彰显其显赫的气势，而广式家具富丽堂皇的风格特点尤其受到清代宫廷和官绅、文人的追捧和提倡，最终这项由民间兴起的家具艺术形式得到了满清统治阶级的推崇，并成为继苏作家具之后的另一种宫廷家具主导风格。

广东一带多商贾，且在清代时形成贸易港口，商贾的需求影响着红木家具的制作，生产出的家具与商人气质十分稳和。

编辑认为，早期三大流派的划分比较明显，但发展到现代，出现了红木家具风格的大融合，各流派融合成了一种风格：新中式。因此，现代的家具风格划分不会那么明显了，而是兼具各长、并融合现代元素的新一代红木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