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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的生活艺术—访中国古典民间漆木家具收藏家马可乐

  马可乐先生的可乐马家具公司位于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的一间普通厂房里,地处京津交汇,交通很是便利,不乏有慕名而来的买家与参观者。他的古典漆木家具收藏库与工厂都在这间房子里,不久,他的私人民间家具博物馆也将在这里拔地而起,与企业互为依托。他收藏的古典漆木家具多达数千件(套),很多都是宋元明清的珍品,有的甚至是罕有的孤品。马可乐笑称自己为可乐居主人,他的生活与收藏美学从这个自得天缘的名字里已见一斑。敏捷的思维与行动让他显得比实际60 多岁的年龄要年轻很多,穿着也十分朴素,一口字正腔圆的北方话很难看出他已经在香港做了近二十年的家具行。


  在中国古典漆木家具收藏上,马可乐算是开先河之人,也在收藏和传承、收藏家与商人之间,找到了一条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他于1996 年从香港回天津创办了可乐马家具有限公司,除精心地高仿这些珍品家具藏品外,还将其发扬,并科学地去粗取精,改进工艺,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像这样收藏与家具生产的完美结合也使他的产品绝不同于其他市面上的仿古家具。在他看来,收藏与经商都不是以获利为目的,而是弘扬中国优秀的古代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国精湛的传统工艺,积极推动国内外家具爱好者对传统家具的重视和了解,这件事值得他穷其一生。


圈椅 榆木 十七/ 十八世纪


  时代造就的收藏门类

  马可乐是天津人,祖辈数代都是古董商,祖父和父亲早年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就有相当规模的古玩店,到香港后,开了红木家具工厂,也通过进出口公司,一直和国内买卖工艺品,当时老东西还是允许出口的。他与父亲在1949 年就分开了,按年龄,他正属于“老三届”的那一批,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他的经历也许和其他同龄人没有什么分别。改革开放后,通过国家政策,马可乐选择了从天津移居香港,到父亲那里做祖辈相传的生意。那是1979 年,马可乐最初接触到了古典家具,那年,他31 岁。


  在父亲那里,马可乐从最初的装箱、打杂开始学习,并帮父亲修理老家具,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了对老家具的认识。“我进入这个行业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概念,对这些古典家具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只是出于原始生存的职业考虑。但走进去之后,我有机会看到父辈们整个的经营过程,对于经营模式,我开始有些想法,觉得我和他们不太一样。”马可乐从小爱好文艺,学画,也拉小提琴,在天津时,他常常去看名家的画展,这些美学的教育使他具备了良好的个人修养与鉴赏眼光,也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父亲当时做古玩、家具生意,也有做红木家具的工厂,我觉得红木家具的流行是很商业化的,不是真正意义文化层面上的东西,虽然大家也在谈文化,但从骨子里还是商业,我觉得文化不是这样来做的。”


  那时市场往往以材质论高下,好像一提古典家具,就是明清红木家具,当时老家具出口只有“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一个窗口,一般都是当做红木家具出口,甚至其中混有黄花梨和紫檀家具,都没有人特别注意,更没人买卖漆木老家具。这一段时期马可乐因为帮父亲修理老家具,接触了大量的黄花梨家具,开始对硬木家具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他对漆木家具的了解则始于1981 年。当时他进入了一家英籍华人开设的古董家具店打工,学到了国外业界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严谨的经营管理模式。老板经常到北京购买老家具,回来让他修理打磨,那只是一般的京式榆木家具,但由此时起,马可乐开始认真钻研相关的技术,逐渐积累了关于漆木家具的有关知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世襄先生所著《明式家具研究》一书面世了,随之而来的是明式家具热潮席卷世界,以名贵木材红木为主的宫廷古典家具的市场热度更是一发不可收拾。马可乐也自然而然地卷入了这个大潮。而大陆的古典家具市场的真正觉醒,还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那是早期古典家具商的黄金时代,由于家具出口市场初步开放,大陆的古典家具的市场还没被唤醒,而香港、国外则开始热衷收藏中国古典家具,大批的古典家具被先知先觉的商人们从民间以极便宜的价钱征购,择其善者,转手便是暴利。“那时经手了很多的家具,其中包括很多非常好的东西,我们和国外的收藏家、博物馆也建立了非常多的联系,我看到了作为一个有修养的收藏家应该怎样开始自己的收藏。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他们看事情的方法和角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不可以再这样继续下去,这样做等于只是替别人作了运输队长。”


  据马可乐讲,从1985 年到1990 年,大量的黄花梨家具聚集到香港这个国际港口,然后又流向世界各地,其中有一些真是精彩万分,他非常遗憾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把它们都留下来。“包括我自己以及中国人当时的状态,和国外的收藏家是没有办法比的,从资金、经验、社会资源等,都不能与之抗衡。”在八十年代末期,好的黄花梨家具已日见稀少、残缺而式样也千篇一律的时候,一批以核桃木、槐木、榆木等普通木材为材料的山西老家具的出现,引起了马可乐的注意。因为木材并不名贵,这些家具的价格也比较平和,但它们大多手工精良,造型优美,具有厚重且鲜活的美感,同当时熟悉的明式家具很不一样,马可乐被那种美深深地打动了,震撼了。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些家具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他没有盲目地将其转售出去,而由此引起了收藏它们的极大兴趣,而他那时也正在寻找自己收藏的方向。当时重视民间家具的人并不多,市场上鱼龙混杂,但都是以非常便宜的价钱在出口,马可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这个决定太及时了!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很难走的路,实际上我那时是和整个的市场在竞争,当时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当时不是看到了它们的经济价值,而是它们给我的那种震撼力。”经过数年在山西等地的深入查访,马可乐收集了大量的山西等地的传统漆木家具,并且于1999 年在香港以英文出版了《山西传统家具》一书,而其因为收藏的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藏品之精,也成为全国最大的漆木古家具收藏家之一。马可乐从此与中国古典漆木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他也从初探、研究,到深深地融入了这片浩瀚的海洋中。


  漆木家具中蕴含的深厚文化

  家具文化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容量巨大的文化载体,家具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特点、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综合发展的状况,中国家具又与文人、绘画、诗词、佛教、百工息息相关。这就使得家具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并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漆木家具选材一般介乎于硬木和软木之间(一般为榉木、樟木、楠木、柏木、核桃木、榆木这一类的树种),以前皇宫贵族都是用硬木家具,所以曾经还把这一类家具贬称为“柴木家具”。马可乐认为,漆木家具的生产大多出自本乡本土,因而也就具有了显著的地域性特色,而且漆木家具是我国民用家具的主流,其造型和种类,在我国家具制造史上更具有传统性和普遍性,是中国古典家具的突出代表,在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根据马可乐的实际观察,黄花梨家具之所以称为明式家具是因为可确认为明代的较少,清代的较多。有明确时代特征的较少,程式化的较多,总称为明式家具,皆因断代不容易。而各方研究的结果均一致认为明中期以前没有相关资料记载。因此明中期以前的家具形态实际上在研究领域还是一个空白。在收藏的过程中,马可乐认识到宫廷的东西与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中国的民间家具文化则更为鲜活与丰富多彩,更有生命力。特别是民间的上层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细节值得大家去了解。各地都有不少地方风格的优秀作品,由于明清时期晋商的繁荣,致富后要置地产,建深宅大院,制作传世的家具,制作都十分讲究,而他们也有实力从全国聘请最好的工匠来制作家具。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上山西多出文人,他们往往参与到家具的设计制作中,使得山西家具具有不凡的文人品味。这也是为什么晋作家具的格调要普遍高于其它地区如河北、山东、陕西和河南家具的原因。江浙一代的榉木家具,完全秉承了明式家具的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惜由于战乱频繁、气候湿热,大都毁坏、残缺,遗留下为数不多。而山西家具由于其独特的人文、地理、气候条件,相对其他省份就保留了较多的实物,这给他的收藏提供了源泉。


  在马可乐看来,传统民间漆木家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 款式多样,极具个性化与人性化,且具有广阔的艺术发挥空间;

  2. 较难作伪,相比黄花梨及硬木家具,干皮壳的漆木作伪难度更大;

  3. 精品存世量少,但价格较低,作为收藏经济上可以担负得起;

  4. 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油漆年久脱落,失去原有外观,但细查造型做工,仍可显现当年的时代风骨。漆木家具的美更为内敛、含蓄,要求藏者有很高的美学修养及品位,“真正好的漆木家具其收藏价值绝不亚于一件平庸的黄花梨家具。”


四出头官帽椅 榆木 十七/ 十八世纪


漆木双面雕花供桌 榆木、软杂木 十三/ 十五世纪


罗汉床 榆木 十八/ 十九世纪


万历柜 楠木、黄杨木 十九世纪


  通过对黄花梨和漆木家具的接触和了解,马可乐认为木材并不能成为判定一件家具优劣的唯一条件。“我确实看到过许多设计和工艺拙劣的硬木家具,尤其是晚清以来的家具更乏品位,那种唯硬木家具为独尊的态度是片面强调材质,是很功利的标准。硬木家具只在整个传统家具中占很小的一部分,而漆木家具是跟我们生活非常贴近的品种,对于整个家具史来讲,才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此外我觉得以前单用柴木两字来描述这一类家具并不准确,还是叫做漆木家具比较贴切。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家具带给我的艺术感与时代风格,希望这些实物对于推动传统家具的研究,能有一定的帮助。它们的价值,并不能仅用金钱来衡量,这些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实物资料,没有实物,一切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新旧结合的古典漆木家具宝库

  跟随马可乐先生穿行在他的古典家具收藏与可乐马新古典家具展示库,听他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我们一次次被这些精美绝伦的民间漆木家具的美所震撼。在层层叠叠、漆皮剥落、落满轻尘的古旧家具堆里穿梭,恍惚中时空交错,那种古人静谧的生活之美,工艺之巧就在眼前,伸手可触,它们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在时间的烙印下,每一件家具都凝固着或斑驳、或腻滑的苍茫质感。难怪王世襄先生在给《可乐居明清民间家具》一书作序道:“未临沧海难言水”。


  展示库的布局风格是一个个的传统中式空间,厅堂、书斋、卧室、玄关,圈椅、隔扇、罗汉榻、架子窗、长交椅、条案、书橱……收藏几乎可以串成中国古代漆木家具史,最早到宋、元,一直到清代、民国,很多藏品都是他在20 年前买的。马可乐收藏的原则不仅是年代,还有独特性、代表性、艺术性、保存的完整度,以及那些能代表家具工艺设计演变过程的东西,很多精品都是他要在未来的博物馆中摆放的。他的收藏主要是北方家具,明显地带有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特征,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与生活情趣。藏品中还有难得一见的宋元时期的家具,金代风格的装饰符号对于现代工艺美术设计极具参考价值,一些柜子的雕刻甚者有古代民居砖雕的感觉。马可乐认为宋元家具的造型非常鲜活、大气,线条十分漂亮,那时的家具灵活多变、敢于创新,设计精彩绝伦。一件带翘头架的几案是金代甚至更早期的,是所有条案中最古老的一个,充分体现出民间家具的创造性,条案两侧分别镂刻系着肚兜的骑兽儿童,活灵活现,手持器物各不相同。


漆木雕花供桌 槐木、杨木 十二/ 十三世纪


香几 榆木、杂木 十三/ 十五世纪


漆木海棠形供桌 榆木、黑漆 十四/ 十六世纪


漆木雕花翘头供案 槐木、杂木 十三/ 十五世纪


  明清的晋作家具珍品更为夺目,一副山西描金大柜通门方腿戴帽,造型大方,柜门所绘山水人物极为精美,画上题诗落款为岐山,也许就是绘画作者,整体意境高绝,充满文人气息,颇具大家风范。清早期的圆背式交椅常见硬木制造,漆木造实物传世不多见,有此器当为贵族士大夫出游、狩猎随身所用,因保存极难,故见完整器亦极为珍贵,可乐居藏数量可观的珍贵漆木交椅,来源地为山西晋南地区,实为难得的精品。


  马可乐尽量保持老家具的原貌,而这些老物件保存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一套道光时期的隔扇,上面的文字文革时期被糊上了,幸以保存,而文革时期的标语也作为时代痕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马可乐还按照成系列的原则来进行收藏,椅子、条案等在相近的形制下又千差万别,造型各异,层层叠叠的摆放恢宏壮观。他指着一组一字排开的凳子说:“这组凳子,可以看到设计的演变,从乾隆时期开始,有很多装饰艺术的设计,而晚一些就简单了,再晚一些就更为简单,而清中期、同治时期,到民国,就完全变成了实用的东西,连斜度都没有了,说明随着经济的越来越不好,这些用品设计就越来越不讲究了。”对比也是马可乐的收藏方式之一,用材质、式样、精粗、真伪的对比来作为样品进行警示参照。


  收藏中还不乏一些小巧精致的藏品,极具个性与时代特征,如:清晚期的便携式书匣;受西洋装饰影响的小镜奁;清末明初的长形躺椅,造型精美的折叠盆架;乾隆年间套装酒杯的祭器;清末完整的剃头挑子;结婚送彩礼的提盒等。一个明代万历年间的药柜,保存得非常完整,机关设计十分巧妙讲究,据马先生分析,这不是寻常药铺里的东西,可能过去是官宦人家使用的,主人也许本身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医生,才会用这么讲究的东西。另一个炕柜设计更有意思,它有一个秘密的机关,外表上看是暗格,但巧妙隐蔽的开法使它有了保险柜的作用。


留有历史痕迹的道光时期隔扇


可见设计演变的凳子系列


可乐居成系列的收藏


圆背式交椅 榆木、黑漆 十七/十八世纪


  马可乐设计开发的新古典家具也散落其间,如果不是他介绍,我们几乎分不出哪是老家具,哪是新家具,这些家具同样让我们惊叹。这也正是马可乐现在的商业模式:拿出珍品的老家具做高仿,并精心设计和改良出一批新式的古典家具。老家具收藏库的众多样板使他的家具更为独特,规格、形制、制作工艺也严格按照古制。尤为可贵的是,马可乐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他独到的见解,商业与文化、收藏与开发、敬畏与传承在他这里如榫卯般环环相扣,不可分割。在古典家具的设计和创新上,马可乐强调的还是审美意识。在几十年的家具收藏中,他发现真正做好家具必须理解家具,这需要悟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是照搬照抄就可以的,有些好的古代家具制作者本身也是艺术家,若没有一定的修养,穷其一生,都照做不出,就像书法一样,临帖要临到炉火纯青才能下笔有神。马可乐的新家具不但形与神兼具古韵,在筋骨上更没有半点马虎,通过他几十年细致入微的观察实践,在一些新设计中,古代家具每一处的工艺细节都得以再现。


  马可乐通过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独特的鉴赏力,给出最初的设计想法,由家具设计师及工人师傅深化完成。“传统的东西并非都是佳作,也并非都适合现代,我们的新家具都是按老东西做的,外形几乎是和老的一样,但功能是比较现代的,是对过去的一种再发现,我们发扬优点,改进细节,让现代的人能更好地使用,不是完全的照抄,在工艺上,现代有条件比老的要做得好,在木材的选料、处理上都更精细。我们的原则不是单纯的一味复制,而是想做成能够超越前人的东西。”


  马可乐用一套改良过的圈椅举例:“这套传统圈椅上半部分有特色,而下半部较匠气,且高度比例不适合现代需要,因此我们在设计一套中式沙发椅时,在整体比例上改变尺寸,保留了该圈椅的上半部,同时下半部采用明式家具的概念,整个设计达到了现代设计的要求。椅背的高度及弯曲度符合人体健康和舒适的条件。这里面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同市面上许多臆造的家具相比明显有自己的特色。此套坐具既有西式沙发的功能又避开了沙发过软的缺点。同时具备古典家具的传统,有明显的中式风格,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设计方法。”这种通过实物原型改良的类似设计不胜枚举。


  再比如床的设计,是新古典家具的一个难点,中国古代人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古人是从床的前面进入床上,床大都是三面围栏,这在现代的卧房使用很不方便。由两侧进入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因此,马可乐在设计床的时候,把西方床的结构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出既有现代的功能,又不失中国传统风格的床。



便携式书匣 清晚期


受西洋装饰影响的小镜奁


乾隆时期套装酒杯的祭器


清末完整的剃头挑



设有机关暗格的炕柜


  除了功能的实用性与舒适度外,马可乐还认真研究民间家具在款式、装饰上的特点,一些孤品在他的开发下,发展成套。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家具款式呈现出明显的中西结合特征,而马可乐的现代新古典家具将这种结合更往前迈了一步。他设计的一套书柜金属的部分完全是按照古代传统的做法来做的,但外貌是现代的,看上去还真像民国时期的产品,但明显比民国时要晚。“中西文化的交融实际上从清代后期一直到民国已经开始了,到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停滞下来了,现在还得接上。”这些新古典家具充满了鲜明的当代特色与活力,马可乐形象地说:“现在流行混搭,我的家具既可以当红花也可以当绿叶,无论用西式家具还是别的风格它都能融进去,就看主人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这种搭配从理念上讲是一种创新,从实用上讲更会受到用户的欢迎。”


  收藏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马可乐的收藏与他多年的设计实践不可分割,对于目前炒得大热的收藏市场,马可乐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收藏绝不能先考虑它本身的经济价值,现在大家往往把收藏和投资挂钩,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收藏应该用“真、善、美”这三个字来衡量,首先要能够辨别真伪,其次能够鉴别哪些是好东西,并且其中的美足以能够打动自己。这三点落实起来并不容易,除了本身的经济能力,个人的品位和修养是收藏能够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还有眼界。单纯搞投资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收藏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马可乐参观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其中很多令他印象深刻,一个美国的博物馆甚至有工业革命开始生产的家用电器、批量化生产出的家具等,都按照时代发展展示出来,可以看到他们对历史、人文的珍视,但竟没看到一家博物馆有中国古代的民间漆木家具,他认识到这是一片必须填补的空白,马可乐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件事做完。即将动工的中国传统民间家具博物馆得到了行业内外许多人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将与现在的工厂大楼一起对外开放。博物馆以企业为依托,有产品作为后盾,一方面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动客流,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观众不仅可以参观古代家具珍品,还能参观传统家具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体验中国古老的家具文化和生活艺术。





可乐马的新古典家具设计


  “我想把收藏与家具企业结合为一个全新的模式,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我希望把这个行业传承下去。现在的很多家具都是在互相模仿,而古代很多有身份有能力的用户则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请人做家具,所以才会看到各种鲜活的形式出来,我们应该传承这种生活的艺术。而做新家具如果没有真正的继承,也就谈不到创新。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只是买一件老东西回去,而是希望能够体现主人的特点和品位,能有一定传统文化的积淀,生活的美学对人的教化是润物无声的。”“我们对家具的筛选是20 年慢慢积累、逐渐沉淀,从十万件中选出的。而现在的新家具是如何使古老的生活文化适合新时代,我现在只是一个尝试,做好后也会对珍贵的老家具提供支撑,不会使它再随便地散失出去,如果站在更大的视角去看,它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件事。”


  在收藏与新的设计中,马可乐收获着难以形容的快乐,和他的名字一样,简单且自足。他感受着每一件老家具那种摄人心魄的美,即使是已经拥有了成千上万件珍品,他对它们的态度却永远是欣赏而敬畏,仿佛根本不属于自己。“沧海桑田,在历史的河流中,人只是过客,但东西会留在世上,代代相传,你只是暂时地拥有它,而不会永远拥有,你拥有的就是那个过程:拿到一件东西,感受它,感受到古人的想法,古人的生活,仿佛在和古人对话。”


新古典家具与现代家居的和谐搭配